【经商有道 乐善好施】 枫桥楼家的“好义”与“货殖”

【经商有道 乐善好施】 枫桥楼家的“好义”与“货殖”

【经商有道 乐善好施】 

枫桥楼家的“好义”与“货殖”

作为古越旧地,枫桥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:重义轻财,乐善好施。形象地说,枫桥人有梁山好汉的侠义气概: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;无理之辈众口皆斥,正义之事赴汤蹈火;天生一副“人情大于债,热镬拎出卖”的古道热肠。

而这样的人文特点,在枫桥楼家楼氏家族身上,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
在撰写《解读文化枫桥》书稿时,笔者曾搜集过枫桥历史上的“义行”人物。找到可圈可点的古代人物11位,集中于明清时代枫桥楼、骆、陈三大氏族。他们分别是:元代洪范;明代楼守道、楼成槚、骆象贤;清代杨灿、楼宗夏、骆名高、骆郊、陈殿荣、陈垠、余晓香。

《乾隆诸暨县志》收录诸暨“义行”人物36人,枫桥占5人,其中枫桥楼氏又占了3人。

NO1

 义民楼守道

字伯子,号南溪,枫桥人,明嘉靖元年(1522)捐八千金购地,建诸暨县儒学。又捐资修诸暨城垣及永宁乡栎江桥。嘉靖四十年(1561)诸暨饥荒,民无所食,守道开仓赈济,地无远近,任人所取,全活数万人。有司上其事,赐州同职衔。其卒,绍兴知府邵龄奏请入祀乡贤祠。

楼守道是受过朝廷表彰的义民。他以一人之力,做了四件大事:一是出资兴办诸暨县儒学。儒学,即县学,是秀才读书学校,也叫学宫。诸暨县儒学,是诸暨的最高学府。楼守道出资八千两银子,用于购买土地,兴建县学宫,在当时定是轰动整个诸暨的新闻二是捐资修筑诸暨城墙,缓解了县衙财政不足的燃眉之急,用费不详。三是出资建造永宁乡栎江桥,用费不详。四是赈济灾民,人不论亲疏,地不分远近,数万诸暨灾民因楼守道的慷慨好义而得以保全性命,用费不详。楼守道全心全意为人民,赢得了官方和民间一致的如潮好评,被授予“州同”的官衔(相当于现在副厅级),死后被供奉在乡贤祠,供后人世代祭祀。

义民楼成

太学生,笃行好义。万历中,儒学倾圮,捐金数千缗,独任其工造之。殿堂亭庑,焕然一新,邑人咸称义举。

楼成槚是楼守道的儿子。他子承父业,笃行好义,有乃父遗风。史料还载:守道子成槚,字五云,亦有义行。明万历四十四年(1616),复捐三千金重修诸暨县学宫,成槚独任其事。又助饷银五千金致军资,奉旨授府通判。不忘好义的初心,牢记父亲的使命。楼成槚主要事迹两件:一是出资三千两银子,将历经百年的诸暨学宫进行一次彻底的整修。二是出资五千两银子,捐赠给官府,以充实军饷。楼成槚跟他父亲一样,大大缓解了政府资金的匮乏。楼氏父子凭自家的财力,前后支撑诸暨县学长达一百多年,这在诸暨史书上是绝无仅有的,这样的义举值得大书特书。故后来楼成槚也被朝廷授予“州通判”之职。

义民楼宗夏

字锡畴。捐田百亩公诸祠,半为义学,岁延经、蒙两师,半为义仓,岁歉散给。于雍正七年详宪立碑。其后,子若孙于义学续置三十亩,义仓续置七十亩,以养以教,乡人赖之。

枫桥楼氏在明代以乐善好施闻名,到了清代,又冒出一个义民楼宗夏。楼宗夏是乾隆间的太学生。其乐善好施的事迹是捐田助学。他捐出自家的百亩粮田,一半用于义学,在枫桥创办私塾学校,每年聘请经蒙两师,教授子弟成才;一半用于兴办义仓,遇岁歉赈济穷人。这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抓。义学与义田有一整套管理制度,楼氏宗祠还于雍正七年(1729)立碑公示,严格执行。

楼氏累代好学,累代好施,累代积德。后来楼宗夏的子孙又捐田一百亩,三十亩用于义学,七十亩用于义仓……

NO2

枫桥历史上,乐善好施的义士代不乏人。但是,像楼氏这样以捐资助学为乐事,将乐善好施作为家风族风,且子子孙孙薪火相传,这在枫桥乃至诸暨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所以,若要论枫桥的忠义文化,楼家楼氏不愧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。

由此而思考:枫桥之所以形成深厚的文化底蕴,楼家楼氏功不可没。楼家楼氏在其中扮演了幕后的角色,一个无名英雄这个角色。

翻阅史料,枫桥楼姓人物被写进志书的数量寥寥,历史上枫桥楼姓也确实没有出过多少高官显爵。现在,在“枫桥三贤”的土壤里生存,若以出名人的角度来衡量,望族楼家甚至有点喊不响,或者有抬不起头来的自卑。但是,如果没有历史上楼守道的兴办县学,诸暨的秀才们将情何以堪!如果没有楼宗夏的兴办义学,枫桥的学子有多少将永无出头之日!

枫桥楼家人,为他人作嫁衣裳,点亮了别人,却黯淡了自己。

但功劳薄上一定要浓墨重彩地写上楼家人一笔。统盘考察枫桥这个区域,作为望族的楼家,楼家人其实充当了长子的角色,他深明大义,他助人为先,他以自己的聪明和智慧,创造了富饶的财富,然后与其他氏族通婚,然后供其他氏族出人头地。

在枫桥这个大家庭,楼家人是财富的创造者,如果没有楼家人的物质支撑,枫桥的历史文化将是无源之水、无根之木,枫桥文化也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。

这是我在撰写枫桥忠义文化之后,一直盘踞在脑海里的想法。由此追根溯源,试图寻找出楼家人乐善好施“义行”背后的文化基因。

归结为两个字:一是孝,二是富。孝而不富,底气不足,心有余而力不足,乐善好施终究是一句空话。不孝而富,挥霍败家,昙花一现,哪里肯做乐善好施的孝行。更何况,不孝者不可能致富,即使富也是老天爷一时的失误。

楼家人是很孝的。在义民楼守道父子出现之前,楼家人的形象是孝子的形象。元代,在栎桥出王冕的时代,在全堂出杨维桢的时代,在枫桥镇上出丁孝子的时代,楼家却一下子出了两个孝子,一个楼谦,一个楼升,且楼谦楼升还是兄弟俩。

历史的细节已经模糊,但不可置疑的是,楼家是个信奉孝友的家族。孝友,是楼家人热衷于乐善好施最初的动因。

NO3

历史上,枫桥人但凡有点财富,总想积德行善做好事。但比较而言,楼家人的积德行善做得更为轰轰烈烈,要么不出手,一出手都是大动作。似乎,历史上楼家人是很有钱的。你看,楼守道一出手就是八千两银子,楼成槚一出手也是八千两银子,楼宗夏一出手就是一百亩土地,楼宗夏子孙一出手也是一百亩土地。这可是在古代,若是放到现在,那还不是动辄上亿的捐赠和慈善事业?

楼家人历史上是真的有钱!他们的钱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,他们的钱是用自己的智慧换来的。比起其他枫桥人来,楼家人更喜欢经商做生意。

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。所以在“士农工商”这四种职业里,经商是排在最后的。在古代,经商做生意有一个词语,叫做“货殖”。史马迁在写《史记》时,专门写过《货殖列传》,就是为那些做生意的商人立传。其实如果要追溯枫桥的商业滥觞,我认为就应当从楼家开始。

并非我的杜撰,这是明代骆问礼告诉我的一个参考答案。

骆问礼为八位诸暨人写过墓志铭:三个是家人,两个是枫桥郑氏(骆问礼外婆家),两个是枫桥楼氏(骆夫人娘家),一个是墨城坞寿氏(朋友)。而他笔下的两个枫桥楼氏,竟都是从事货殖的商人。骆问礼当然不是为写货殖而写楼氏,而是因写楼氏而无意中均提到了货殖。

一个是楼次公。楼次公也叫楼文礼,字敬之。因为家里有兄弟五人,楼文礼居老二,故称次公”,世为诸暨枫桥镇人。这位楼次公的家境,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靠的就是货殖。楼次公刚懂事时,家无担石”,家里穷得一颗存粮都没有。楼次公走投无路,于是“掉臂居殖”,“赤手擅场”,甩开胳膊,白手起家,外出经商。结果呢?结果是“卒比肩于豪腴”,成为枫桥的大富豪。但做生意也并不容易,像楼次公这样能做到大富大贵的,靠的是“其资禀有过人者矣”,要有一个比读书更聪明的脑袋。骆问礼对这位楼次公的货殖很感兴趣,他说:“独其所以居殖之术,予不及询公,亦不能一一询生,即询之恐亦有不能一一为予道者。”(楼次公经商的诀窍,我来不及询问,也不可能一一向他儿子询问,就算我询问了,恐怕也未必会跟我细细道明。)看来,楼家人早就懂得了商业秘密。楼次公穷得没钱读书,而一旦有了钱,他就花钱培养学子,于是后来“楼生艺林称杰,而襟带相联续,蒸蒸起者”。

一个是楼龙江。楼龙江也叫楼立,字以成,别号龙江,世为诸暨枫桥镇人。这也凭借货殖而成为枫桥巨富。骆问礼称这位富翁为“龙江处士”。龙江处士的生意做得很艰辛,“宿遭艰险”,但最后是“卒致丰殖”。货殖是分档次的,“本富为上,末富次之,奸富最下”。意思是,由务农而致富的属上等,由经商而致富的属次等,由做盗贼而致富的属下等。骆问礼说,像龙江居士这样“丰殖”之人,如果在司马迁的笔下,不知属于哪一等。“本富”肯定称不上,“奸富”更加不可能。那就得烦请司马迁了,“世有史迁,必能为公发其潜光,而愚非其人也”,只有司马迁的笔头,才能发掘龙江居士的经商之道,我骆问礼肯定传写不出龙江居士经商的神奇。为什么?因为龙江居士人称“能与鬼物狎,凡所需冀,卒为致之”,枫桥人把龙江居士传得神乎其神,说他能跟鬼神打交道,只有想不到,没有做不到。骆问礼说,这种说法“怪诞不足信”,但龙江居士“横逆屡遭,所损不赀,而丰殖勃焉”,在经商生涯中,他碰到过众多耍赖皮和无理取闹的人,遭遇的损失也不是小数目,但他的财富最终还是蒸蒸日上。

骆问礼笔下的两个楼家人,都从事货殖。这或是巧合,却也是明代枫桥楼家人职业与财富一个呈现。归结古代枫桥楼家人的心路历程,大致是这样的:

楼家人贫穷,穷得走投无路,于是选择了货殖。楼家人聪明智慧,他们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而一旦富裕了,则孝行家族,孝行天下,振饥救灾,修桥筑路,兴办学校,资助官府,取之于民,用之于民,既圆了枫桥学子的读书梦,又圆了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君子梦。

这是一种大孝,这是一种大义。正是这种孝义,托起了枫桥的文化。


转载自 枫桥泉溪书房 微信公众号,作者弘虫